严昊主席与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委书记会谈 【 2019-10-29】

(31)参见郴州饭垄堆矿业有限公司诉国土资源部行政复议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最高法行再6号。

对于瑕疵证据的证据能力，既不是无证据能力的证据，也不是有证据能力的证据，而是处于一种暂时的中间状态，类似于证据能力待定的情形。《监察法实施条例》第59条增加了三类证据，即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调查实验等笔录，并将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修改表述为被调查人陈述、供述和辩解。

二是关于审查方式，主要包括庭前会议审查和庭审审查。人民法院要判断监察机关是否从不同角度收集所有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尤其是要特别注意收集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客观证据。同时，主动投案情况近年来不断增多，但也存在投案不供供小掩大先供后翻等现象。《监察法实施条例》第64条还规定严禁以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并未明确排除以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既有违法证据，又有犯罪证据，犯罪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就应当认定为违法行为。

涉及关键性事实的，应当综合考虑证据链是否完整，存在反证导致定罪证据不足的，一般不予认定。除了法定监察证据以外，监察机关在初步核实阶段和以涉嫌职务违法立案调查期间收集的证据也具有刑事诉讼证据资格。从古希腊开始，思想家们将这种品质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法律所承担的外在价值。

(一)对自然权利理论的批判与新理性观的建立 上文述及，理性自然法对现代政治国家的建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例如在德沃金理论中法律必然包含的价值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而最为浓厚的实质法治版本则强调社会福利这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要素[25]。但无论如何实质伦理价值—政治价值—法律这一逻辑框架仍是我们理解西方法治理论的一个重要起点。具体来说，个人—国家的界分是近代法治理论的核心内容。

首先，针对自然法理论，凯尔森基于事实与价值二分性指出，存在于实然世界的自然事实与存在于应然世界的规范之间存在着不可化约的逻辑鸿沟，而自然法理论将作为一种应当的法律从作为是的自然领域推出，是一种自然主义谬误。就法律领域而言，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分离，使得识别法律的标准已经不可能再求助于外在的道德原则或者政治价值，而只能来自法律自身，这在一般意义上就意味着法律批判能力的丧失。

这种包容妥协态度最终会导致施米特意义上对政治的消除，即通过妥协自由主义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政治正当性最终坍缩为一种程序主义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随着个人地位的突显，个人主义开始出现，同时伴随着近代生活流动性和复杂性的提升，个人不再隶属于任何一个固定的共同体，个人从人类整体和各种社群关系里解脱出来，进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⑦。[26]因此，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最为重要的任务是政治价值共识的建立。最初对理性自然法的挑战来自历史主义和事实与价值二分学说。

所谓目的论，意味着政治制度等人类现象并非完全是人类意志自觉设计的产物，而是自然生长而成，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无论人类社会还是物理自然，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其本质，这种本质是苏格拉底意义上的至善、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形式。[24]其次，我们看实质法治理论所赞成的是什么上述图景展示了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释总是要在规范和事实两个层面上展开，即既要解释法律规范的文本，又要解释特定案件的事实。(30)如果说法律需要解释才能适用，那么，法律解释实际上就是法律适用正当理由的发现过程，通过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可以确定适用于具体案件的特定规范依据的正当性。

参见常鹏翔：《法律事实的意义辨析》，《法学研究》，2013年第5期。这意味着每种解释方法的运用都必须有序而行，从而对法律解释过程起到规训作用。

目前指导性案例编撰对文义解释的运用比例较高，使得指导性案例中具体解释方法的结构并不合理。避免制定法规范的再解释是指导性案例编撰运用法律解释方法的愿景，也是案例指导制度具有规范性和权威性的重要缘由。

当然，作为一种具体解释方法，社会学解释在指导性案例编撰中的运用主要还是服务于从社会角度对法律规范意思的阐明及裁判规则的构建，它是解决一定条件下法律适用疑难困境的重要门路，通过考察变动中的环境、社会需要和特定案件的具体情况等，能够为裁判规则的合理获得提供证明。就此而言，作为保障案例指导制度有效运行的重要因素，指导性案例编撰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应以符合案例指导目的和正当性目标的方式进行，并据此形成相应合理的结构。也是基于这个需要，法律解释发挥着把具体案件事实归属到一般法律的功能，其不仅是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沟通技艺，也是对法律的发现、选择及适用正确与否的理性验证，所以不能交由法官自由心证，而必须以理性的文字形式予以表现(28)。这个过程是案件事实可被施以相应的法律效果的必经之路，具体表现为把已知的案件事实进行法律上的重要性考量，对案件事实的不同方面在法律构成上的重要程度作出判断。从法律逻辑上看，这是一个把生活事实转换为证据事实又转换为法律规定的要件事实的过程，也就是法律事实的判定过程。通常来说，法律解释的直接对象是以书面语言形式表述的法律条文，而在个案的法律适用场合，从对法律文本的阐释出发去说明案件事实，抑或从对案件事实的理解出发去明晰法律文本，前者是用法律涵摄事实，而后者是将事实归摄于法律(19)，俨然都成为阐明法律规范实际含义的途径或方法。

(16)因此，法律解释及其方法的运用可以较好地解决在法律适用困难情境中制定法含义如何具体化理解的问题，能够为处理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的对接问题设定可据以参考的方案，指导性案例编撰在相关内容的制作方面就需要以法律解释方法为主要的技术贯穿。所以，通过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形成、制作和表达裁判要点是在指导性案例编撰中使用法律方法的技术规范，是遵循科学的案例编写方法的重要体现。

就此而言，合理得当地运用法律解释方法无疑是指导性案例编撰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撑。特别是结合案例指导制度统一法律适用的目的来看，指导性案例编撰对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就应以避免制定法规范在适用中的再次解释为圭臬。

从类型上界分，这种指导性案例常被归为直接释法型案例。③参见王利明：《法律解释学》(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

虽然它们在裁判实践中密不可分、互相交织和补充，却鲜明地构成了法律解释的两种基本进路，形成法律解释方法运用的两个层次。也正如此，裁判说理必须能够展现法律解释中有关法律事实的判定，这种关于案件事实的解释是判决理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它也构成案例参照的裁判标准，是指导性案例以案释法的实质要点，就理应在指导性案例的内容制作中得到重视。(三)法律含义的社会考量与社会学解释方法的运用 社会学解释在裁判方法体系中具有特殊性，它将社会学方法运用于法律解释过程，基于对社会效果的预测和考量，在文义可能的范围内解释法律条文的含义。(21)(22)参见[英]尼尔·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80-81页，第112-113页。

作为法律适用的典型案例，指导性案例理应记载生效裁判关于法律解释的观点和路径，其中运用法律解释方法达成裁判规则的程式更是能够彰显指导性案例以案释法的重要价值，指导性案例的指导要义和目的也要通过法律解释的具体步骤得以呈现。(15)参见孙海波：《疑难案件与司法推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57-258页。

把法律解释当成为法律推理提供正当理由的活动，突显了法律解释的论证功能，即它能够为法律规范的适用寻求正当理由，是获得判决正当性证明的重要手段。(49)参见时显群：《社会学法律解释方法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页。

因此，对制定法意思的理解和说明可以从文本或案件两种角度去选择相应的法律解释路径，这恰是法律解释在个案裁判中具体运用的两个层次。法律解释方法为法律规范意思的阐明准备了具体路径，是指导性案例裁判理由及裁判要点构建的基本工具和案例指导发挥实际效果的依托。

由于法律解释的运用实际地表现为对具体解释方法的使用，每种具体解释方法都有其各自独特的思维指向与实践价值，就指导性案例的不同释法类型来说，指导性案例编撰运用具体解释方法的道理和方式必然有所差异。对于司法裁判需要法律解释的原因，一般认为，主要源自法律自身的局限与社会生活的复杂之间的固有矛盾。从法律解释角度看，运用一定的法律方法对法律规范的含义进行有意延伸，以达至法律条款在特定案件情境中的创新性意义，需要借助论理解释的具体方法。对指导性案例编撰而言，恰当地运用社会学解释方法对裁判中的法律解释论点进行展示，可以为社会纠纷的妥当处理储备实质的准据。

判例的纂辑应当更为清晰、更有说服力地展现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原有判决文本的再加工进一步阐释法律的内在意义，证立针对个案事实的裁判理由。(34)王彬：《案例指导与法律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0页。

基于这些认识，对法律解释方法与指导性案例编撰的关系进行解析，从一定角度阐明指导性案例编撰运用法律解释方法的结构，同时立足有关原理讨论具体解释方法在指导性案例中的运用问题，并就某种愿景提出实践上的改进目标，就成为本文的任务。(25)黄泽敏：《案件事实的归属论证》，《法学研究》，2017年第5期。

(47)任彦君：《刑事疑案适用法律方法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在此方面，法律解释及其具体方法无疑是指导性案例编撰方法中的核心因素。